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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爱花(1930年1月1日-2013年9月4日)，原名刘春莲，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韭菜沟村人，后定居山西省太原市。她是少数愿意公开承认在抗日战争时曾被日军性侵犯，并向日本政府索赔的中国女性，是中国控诉侵华日军性侵第一人。2013年9月4日凌晨，万爱花在太原离世。
人物经历
万爱花4岁的时候，因为家贫，被家人卖到山西省盂县羊泉村的李五学家里做童养媳。当日军入侵山西省的时候，邻村的房屋都被烧光了，很多人都被日军杀害。日本兵把受害者的尸体，扔到枯井里，随后又用乱石块将井口掩埋掉。
农历1943年6月7日，日军对万爱花所在的村庄进行扫荡。万爱花躲到了桃庄的一个暗沟里，但很快就被日军发现，并被带到距离羊泉村16公里外的进圭村东侧的日军据点。“当时和我先后被抓走的，还有同村的陈林桃、刘面换、冯北香、刘二荷等4人，大家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当天，就有日本兵来到这里，对我们实施惨无人道的强奸。”万爱花说，残害是不分昼夜的。21天后，万爱花趁机逃走。
农历1943年8月18日，灾难再次降临到了万爱花的身上。当时，正在河边洗衣服的万爱花被日军发现后，没有来得及逃跑，再次被日军抓获。“这次也和上次一样、鬼子不停地对我们进行凌辱，并威胁我们，要我们说出村子里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及八路军支持者的名字。如果不说，他们就对我们严刑拷打，变本加厉地虐待我们。”万爱花说，给我们的食物都是他们的残羹剩饭，根本就填不饱肚子，日本兵心情不好时根本就不给我们饭吃。在日军到枣园村进行扫荡的时候，万爱花再次逃了出来，那是农历1943年9月16日的事情了。因家里有需要照顾的病人，她又逃回了羊泉村。
82天之后，她又一次被日军抓获。日军把她捆绑起来，用一头驴驮回了进圭村东侧的日军据点。到那里后，每天都遭受日本兵轮奸。直到有一天，万爱花不省人事。日军把她扔到了村子附近的一条河里面。那时正值农历的正月二十八日，河水冰冷刺骨。值得庆幸的是，她被村子里的老人发现后并救了起来。
由于长期遭受折磨，万爱花的大腿两侧伤痕累累，胯骨、肋骨多处骨折，以致腰身陷进骨盆、颈部缩进胸腔，身高萎缩至147厘米。手臂脱臼，耳垂被扯掉，且因多番被轮奸，下身严重溃烂，至今终生不育。
被人从河里救出后，万爱花再也不敢在羊泉村住了，稍能动弹后，便逃到村外。因生活能力尽失，甚至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于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她领养了一个小姑娘。万爱花逃出日军魔爪后，在床上躺了三年多。期间，小小年纪的养女给她端屎端尿。她和养女的生活靠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帮衬。女儿大点后，就四处奔波，到野外拾柴火挖野菜，去好心人家讨吃食。万爱花自己身体稍好点后，便带着女儿挨村挨户乞讨。两人相依为命，从盂县一路乞讨到太原。
后来，万爱花给别人家当保姆，或帮人做一些针线活，缝补棉衣、裤子，挣点钱，维持母女的生计。女儿十来岁时，万爱花送她去上学。“我上了好几年学，但真正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因为妈妈有病需要照顾，家里生活又困难，我无法正常上学，去上学也无法专心，一般是上午上学，下午去捡柴、要饭。”万爱花养女李拉弟说，“那时经常去一个部队讨吃的，他们都认识我了，知道我有一个可怜的妈，一看我去，就说来了，快给她吃的。”
控诉日本
1992年，山西盂县小学教师张双兵在寻访日本侵华期间受害女性时找到万爱花，并协助她多次到外地出席听证会，控诉日本侵华期间的罪行，要求日本公开道歉及赔偿。同年，万爱花出席东京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
1995年，首批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包括万爱花在内的山西省16名受害人)，入禀向日本政府索赔。
1996年、1998年，万爱花到东京地方法院作证，诉讼历时8年，三诉三败。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虽认为日军当年实施的监禁、强奸等行为对受害妇女造成的精神损害至今仍存，但由于“个人不能起诉政府”，因此原告受害妇女败诉。
2000年，万爱花于上海出席“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万爱花出席东京“妇女国际战犯法庭”对日军二战期间“慰安妇”制度的公开审判。“万爱花等大娘们在二战时期，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在日本，我们的父辈祖父辈在此之前没有坦白，日本政府也没有进行谢罪赔偿。虽然我们不是战争的亲历者，但为了今后，我们必须去做这些事。”山西省查明会成员、“女性的战争和和平资料馆”负责人池田惠理子女士说。
2000年后，她的情况得到社会关注，之后一些有公益心和正义感的人士，坚持不懈地帮助她、支持她。地方政府也对万爱花实行农转非，并给予低保。2002年，5位山西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把万爱花列为山西省慈善总会重点救助对象，经核查后确定。
为避开其他人的流言，多年来居无定所，先后流落阳曲、太原等地，靠替别人缝补洗衣、当保姆为生。直到2000年后，万爱花的情况得到社会关注。
2001年、2006年，山西省政协委员先后把万爱花列为山西省慈善总会重点救助对象，山西省太原市政府对她实施了转户享城市低保的救助，以协助她改善生活。
2009年3月21日，万爱花接受媒体采访，跟随记者到达《二战日军性暴力图片展》临时展馆，在留言簿上写下了四个大字：“还我尊严”，并署名。
2013年3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在中国“慰安妇”诉讼案判决中，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进行赔偿的诉讼。得到再次败诉的消息后，万爱花非常失望，她说：“日本兵过去侵略中国，犯下了那么多罪行，日本政府为什么不承认?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日本政府理应为自己的侵略罪行负责，向受害者谢罪，赔偿经济损失。”
因病离世
晚年，万爱花罹患胃病、冠心病，肺囊肿等多种疾病。2013年9月4日凌晨0时45分左右，万爱花在山西太原住处离世，享年84岁。
2013年9月8日，在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万爱花在故乡下葬。万爱花一生饱受屈辱、颠沛流离，最终也未得到道歉、赔偿。此间，中日两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人士一致表示要继续战斗，“为受害人讨回公道”。
万爱花的灵堂设在村口一处高地，60多年前，万爱花在多次遭受日军性侵、虐待之后，带着养女李拉弟远离家乡，一路乞讨到太原谋生。从那时起，万爱花很少再回家乡。
李拉弟说，从4岁起跟着母亲离开盂县，几乎没有回过家乡。这次送母亲归葬故里，家里人都借住在村中远房亲戚家。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万爱花的老屋。老屋已废弃多年，院墙倾颓，荒草占据了院内空间。只有门口的石磨、门前的石径提示这里曾经有生活的气息。
万爱花辞世，引来中日各界人士关注。山西“慰安妇”民间调查员张双兵提前到来，帮忙照应。日本“山西查明会”、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山西省公益事业促进会等组织献上花圈，送别老人最后一程。万爱花的晚辈李才林说，老人一辈子受苦受难，最终也没“要回公道”，我们希望尽力让老人走得安心。
在国内各界送别万爱花老人的同时，日本“山西查明会”、日军性暴力图片展执委会等日本民间机构也发来唁电。石田米子、大森典子、池田惠里子等日本友人表示，万爱花大娘多次远赴日本出庭作证，并鼓励其他受害老人对日诉讼。面对败诉这一不正当的裁决结果，万爱花大娘深感愤怒、无助，但始终不曾放弃。万爱花大娘苦难、战斗的一生，“将激励我们战斗下去，绝不言弃”。
据介绍，此前，上述日本友人每年都要到山西太原看望万爱花，并给予资助、慰问，老人的离去对他们造成“沉重的打击”。8日中午，在最后送别养母万爱花的前一刻，养女李拉弟郑重声明，母亲去世后，她将继续对日诉讼，“讨还公道”。无论成败，都要坚持下去，“了却母亲最后的心愿”。
社会影响
万爱花是中国第一个公开指控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上世纪90年代，作为日军二战性暴力侵害的受害者，万爱花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指证日军罪行。她多次赴日本东京出庭作证，要求日本政府直面历史、谢罪赔偿，均被日本法院判决败诉。
“鸠山先生出任日本首相了，并听说先生表现出了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诚意和勇气，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衷心致函首相先生，能够尽快采取各种进步的手段，妥善解决包括我在内的受害妇女的问题，切实落实对我们的谢罪和赔偿。”
人物评价
作为中国长期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学术研究机构，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和万爱花结识10多年。得知万爱花去世，上海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陈丽菲赶到山西盂县。在她看来，万爱花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起诉日本政府，这对日本国民认知历史事实，对中国国民认知历史教训，都具有重大意义。万爱花生前曾多次表态，对日诉讼会持续下去。她死后，她的晚辈子孙要继续坚持，直到日本政府道歉、赔偿。陈丽菲说，幸存老人大多生活困难，甚至没有子女。政府、慈善机构应该在生活、法律、学术援助方面，对“慰安妇”问题予以更多关注。
